王文竹

2006年8月17日上午10点40分从长春到达沈阳。在这期间我们共走访了10位校友，112厂、410厂、606所、601所，参观了3个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张氏帅府、九·一八历史纪念馆），拜访了辽宁省校友会的会长和副会长，共计拜访校友36人。其中院士1人、校级领导2人、其余均是专家、教授。共收到：书籍40本、实验报告1份、课程设计1套、制图仪器1盒、笔记4本、作业3本、校红色文工团用歌谱20本、字画1幅、照片27张（含电子版）、证书30份（含复印件），还有纪念章、奖章、奖牌、校徽等9件，个人简历3份以及其他文字材料20份。

这次拜访的校友大多数是20世纪40年代初在校的学生，他们都已经近80或80多岁了。当听说学校要建博物馆，都很高兴并十分热心地帮我们找东西、提供线索。84岁的老校友于克敏教授中肯地笑着说：“谁想出建博物馆这个主意的？这个主意好。这件事虽然不容易做，但却很有意义。”我们到他家后，于老师给我们找出了上学时用过的保存得很好的4本日文教材和参考书，他说这4本书在后来的工作中对他的帮助还很大，他常用这些书理解或解决实际问题，退下来后一直也没舍得扔掉。看他又翻照片，又提供线索，又给他在天津的姐夫90多岁高龄的老校友董仲元打去电话帮我们预先联络，还说“见到你们就和见到亲人一样，”我们的心也被他亲人般的举动温暖着。

郑重老校友79岁了，与他联系时他不告诉我们家里的地址，非要自己送来，说“你们不熟，我也没事。”第一天，他把时间记错了，到我们的住处，白等了很长时间。第二天，他又背着厚厚地一叠资料来了。他说家里的东西凡是带有“哈工大”字样的都拿来了。郑重老师是辽宁省中日民间技术交流协会的会长，一直和日本校友保持着联系，得知我们博物馆要联系老校友，就把自己仅有的用来联络的校友录和日本校友邮寄给他的同窗会誌都送给了我们，而且今天下午又打来电话说，回家以后又找出了一些东西，要送过来。这次任晓萍老师好容易才说服了他，我们去了他家。他高兴得走出老远来迎接我们。谈话中我们得知，郑重老校友退休以后还在学习研究生物和微生物学。按照常人的想法，郑老师从电气专业转向计算机，后来又学生物和微生物，一定是兴趣广泛、好学博学，然而并非如此。郑老师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家提出“科技兴农”战略后，他就想自己怎么能帮助农民做点实事儿，为国家做点贡献。后来想来想去他就去学农业，学生物，学微生物，后来借助于日语的优势翻译了大量的日文资料，而且还亲自到日本去考察日本农业现代化的成功之处。学成之后，他到新疆兵团、海南农村等好多地方给农民们讲农业科普知识。郑重老校友对祖国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是根植于心底的，他默默无闻的奉献也震撼了我们的心。

我们到高清宝校友家已是晚上8点半左右了。高老师一直工作到75岁才算真正退下来。可退下来以后，却从没有浪费一点时间，撰写回忆录、学习电脑，还用俄语学起了英语。说起往事和工作后的体会就收不住了，他老伴催了几次“时间晚了，让他们回去吧！”可他却说“再呆会，再呆会。”从他认识到时间的宝贵之后，他就从来都没有浪费过时间。我们刚刚寄去的厚厚一摞子《回忆录》（我们筹备组帮他打印的《回忆录》），他一天就通阅并修改了一遍，而且还准备再改两遍。高老师如此认真的工作，让我和任晓萍老师都很担心他的身体，可高老师却反过来宽慰我们说他累了就帮老伴刷刷碗、擦擦地，劳动中就休息了，回来又可以集中精力地工作了。高老师75岁高龄还如此发奋地工作，实在令我心生敬佩同时又很羞愧，而且他很多人生的体会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富良骏校友他自称是一位大杂家，他多才多艺搞了很多发明创造，在校读书时是红色文工团的队长，精通手风琴、小提琴等乐器，目前还是国内有名的书画家。他给我们找出了当时红色文工团用过的歌本等很多资料，还表演了身边自己的许多小发明。画画的笔经改装成了自动泼墨、演奏用的自动翻页谱架，不会被烧毁的电机、排烟罩的自动控制、废水利用装置自制的淋浴器。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一生中为工厂、研究机关、农村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专程找来求教。他的一生经历了很多不平常的事情。他给我们讲了近4个小时这一生中的经历和体会，这次拜访我们不仅征集到了丰富的实物史料，而且从他一生的经历和体会中学到了新的东西。

承丕老校友也80岁了，是我校土木专业毕业的学生。他形容自己的工作是“吃人饭，不走人道”的工作。自1948年参加工作起，他先后参与过抗美援朝、中尼公路的修建、青藏公路的测量等工作。1950至1953年，正值抗美援朝时期，前方打仗，承丕老师他们就在后方修补被敌人破坏了的桥梁、公路，保证后方供应。这期间只回过一次家。1963年至1966年，承丕老师两次进藏，参加中尼公路的修建。在4000多米近5000米的高原上修路，空气稀薄，80多度水就开了，饭都做不熟；晚上搭上帐篷睡觉，条件非常艰苦，环境十分危险，能活着回来就是一个奇迹。有一次，承老师和部队的首长一起去视察工地，在新开的辅道上走，一边是悬崖，上边施工的人看不见下面，走着走着突然从上面飞下来一大块石头，擦着他的鼻子掉下去了，承老被顺势一带，身子也向山下倾倒，要不是那位首长在他后面用双腿夹住了他，他就随着石头掉下去了，他鼻子上的伤疤就是那次留下的。说到这，我们的心绷得紧紧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可承老却平静地说：“去是很容易，工作可不容易啊！” 我抑制不住对面前这位瘦小老人的敬佩之情，感慨地说：“承老，您的工作太伟大了！在我们博物馆里，怎么能将这些事情反映出来呢？”这时承老不紧不慢地从一个信封中拿出了四枚奖章和一个证书笑着递给了我们，是他在抗美援朝和去西藏修公路时得的。我和任老师对视着眼中一亮，这是多么珍贵的展品啊，可想起这是承老用生命换回来的能够证明他贡献的唯一纪录，眼里也随即一阵温热。

我们离开时天已很晚了，承老拄着拐杖给我们送到车旁，看着他弱小的身影，深深地被这位默默奋斗一生、为祖国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老校友感动着。

写到这里时，我还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里仍是热乎乎的。这次出行我们不仅带着大小箱包满载而归，而且我们的心也是沉甸甸的，一次又一次地被老校友们金子般的心征服了。

当有一天我们看着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件记录校友们辉煌成就和丰富人生的展品并回想起他们真切又充满期待的目光时，我们每个人的脸上所绽放的笑容将何等欣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