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老校友何龙先生

陶丹梅

　 　何龙， 75岁，精神焕发，思维敏捷，健谈得犹如一个年轻人。他的故事很有传奇色彩。当年，他作为我校机电系第一位由中国人担任的系主任，以八百壮士的朴素感情诠释了“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校训；他曾是“李昌校长的大红人”，着实地为哈工大干了一番事业，“文革”挨整也无怨无悔；他也曾是我国派驻美国大使馆的教育参赞，在国内外形势严峻的关头，有勇有谋地“超期服役”。
　　1949年，何龙从上海交大毕业，当时东北招聘团到上海招聘，20几岁的他一腔热血地报了名。别人不理解：“那地方冷得能冻掉鼻子，为什么到那儿去。”他说：“我就是冲着新中国，冲着共产党去的，冷也愿意。”谈起共产党和新中国，何老非常激动，有言不尽的感慨。他说：“解放前，上海人听说共产党要开进城来，很害怕，以为共产党也是红胡子。可一天早晨，老百姓推门一看，发现解放军就睡在老百姓家门口的地上，而夜里还下了雨，他们却没惊动一家一户。这些兵起来时，马上打扫街道，并对老百姓说：‘对不起，打扰了。’上海人太感动了，一个小兵对他们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海人很惊讶：国民***儿都不会讲，解放军的一个小兵竟讲得这么好。一夜间，上海人对共产党信服了。当时，我一想到‘新中国’和‘共产党’这个词，热血就往头上涌，下决心一定要在新中国干出个样儿。”
　　1950年，何龙在哈工大研究生班学习。这是全国最早的研究生班，为新中国培养自己的教师。1952年，他任电机系主任助理（主任是苏联教授），后来担任主任。1953年，李昌到哈工大任校长。当时中央决定完全按苏联模式在中国办两所标准学校，哈工大是其中的一所工科学校。之后清华大学的一大批教师来哈工大听苏联教授的课，何龙给他们当俄语翻译。回忆这一段历史，他说那是一段热火朝天干事业的时期，是令人难忘的岁月。“那时候，学校为了留住我们这些年轻人，组织上就帮我们成家。有意思的是，我和夫人认识了3个月就举行了一个舞会，算是结婚了。当时哈工大的‘八百壮士’都怀着满腔热血忘我地干。李昌校长不仅有思想，而且是实干家。他要求我们每天下班后都向他汇报工作。那时候没有节假日，我们在李昌校长的办公室，研究和讨论教学和学校的其他问题，规划哈工大的未来，经常是第二天早晨才从他的房间走出来。当时培养学生很严格，俞大光是有名的‘铁将军’把关。我们培养教师更严格，讲稿、试讲，一定要达到标准，功夫到家。‘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基础就是从那时打下的。当年八百壮士对教育事业忠心耿耿，不说空话，苦干实干。50年代末期，邓小平视察哈工大时对李昌说，学校办得不错，但你们要关心国防建设。于是学校立即组建了五系，俞大光是原子弹和氢弹引爆装置负责人，我负责筹建工程物理系。”何老说，那时，他们这一代人无论做什么，都不讲条件，不管你是不是熟悉这个专业，只要组织需要你，你就去干，而且一定要干好，“工大锻炼人呵，在大西北的一些将军很多都是从哈工大出去的毕业生。”
　　从何老滔滔不绝的回忆中，我们得知“文革”中，他因是李昌的“大红人”，挨斗时也是紧跟在李昌的后面。他还曾在学校烧了3个月的锅炉，之后下乡劳动改造。他说，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这一代人也不计较什么，心里想的是有朝一日回校工作，想的还是哈工大的未来。
　　1976年，何龙从我校调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1984年又在科学院教育局任局长，1987年我国选派他到美国做教育参赞，专门负责中国留学生工作。当时58岁的何龙，又开始奔赴另一个战场。
　　何龙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中，建立了党组织。1989年国庆40周年前夕，正赶上“八九风波”，在国际大背景下，一些反华势力比较猖獗，国庆40周年不便搞集会活动，何龙就编了一本宣传建国40周年成就的专刊，送给每位留学生，以这种特殊形式庆祝国庆。何老说，在政治上争取留学生，有很强的政策性。由于何龙的工作成就突出，本应两年一换的参赞，却让何龙干了6年多。
　　现在何老虽已从第一线上退下来，但他作为哈工大第一代“八百壮士”，对学校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的风雨人生，有棱有角，有影有声。他说，这就是老工大人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