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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人生话忠心

——访老校友何龙先生

陶丹梅

   何龙, 75岁,精神焕发,思维敏捷,健谈得犹如一个年轻人。他的故事很有传奇色彩。当年,他作为我校机电系第一位由中国人担任的系主任,以八百壮士的朴素感情诠释了“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校训;他曾是“李昌校长的大红人”,着实地为哈工大干了一番事业,“文革”挨整也无怨无悔;他也曾是我国派驻美国大使馆的教育参赞,在国内外形势严峻的关头,有勇有谋地“超期服役”。
  1949年,何龙从上海交大毕业,当时东北招聘团到上海招聘,20几岁的他一腔热血地报了名。别人不理解:“那地方冷得能冻掉鼻子,为什么到那儿去。”他说:“我就是冲着新中国,冲着共产党去的,冷也愿意。”谈起共产党和新中国,何老非常激动,有言不尽的感慨。他说:“解放前,上海人听说共产党要开进城来,很害怕,以为共产党也是红胡子。可一天早晨,老百姓推门一看,发现解放军就睡在老百姓家门口的地上,而夜里还下了雨,他们却没惊动一家一户。这些兵起来时,马上打扫街道,并对老百姓说:‘对不起,打扰了。’上海人太感动了,一个小兵对他们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海人很惊讶:国民党的官儿都不会讲,解放军的一个小兵竟讲得这么好。一夜间,上海人对共产党信服了。当时,我一想到‘新中国’和‘共产党’这个词,热血就往头上涌,下决心一定要在新中国干出个样儿。”
  1950年,何龙在哈工大研究生班学习。这是全国最早的研究生班,为新中国培养自己的教师。1952年,他任电机系主任助理(主任是苏联教授),后来担任主任。1953年,李昌到哈工大任校长。当时中央决定完全按苏联模式在中国办两所标准学校,哈工大是其中的一所工科学校。之后清华大学的一大批教师来哈工大听苏联教授的课,何龙给他们当俄语翻译。回忆这一段历史,他说那是一段热火朝天干事业的时期,是令人难忘的岁月。“那时候,学校为了留住我们这些年轻人,组织上就帮我们成家。有意思的是,我和夫人认识了3个月就举行了一个舞会,算是结婚了。当时哈工大的‘八百壮士’都怀着满腔热血忘我地干。李昌校长不仅有思想,而且是实干家。他要求我们每天下班后都向他汇报工作。那时候没有节假日,我们在李昌校长的办公室,研究和讨论教学和学校的其他问题,规划哈工大的未来,经常是第二天早晨才从他的房间走出来。当时培养学生很严格,俞大光是有名的‘铁将军’把关。我们培养教师更严格,讲稿、试讲,一定要达到标准,功夫到家。‘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基础就是从那时打下的。当年八百壮士对教育事业忠心耿耿,不说空话,苦干实干。50年代末期,邓小平视察哈工大时对李昌说,学校办得不错,但你们要关心国防建设。于是学校立即组建了五系,俞大光是原子弹和氢弹引爆装置负责人,我负责筹建工程物理系。”何老说,那时,他们这一代人无论做什么,都不讲条件,不管你是不是熟悉这个专业,只要组织需要你,你就去干,而且一定要干好,“工大锻炼人呵,在大西北的一些将军很多都是从哈工大出去的毕业生。”
  从何老滔滔不绝的回忆中,我们得知“文革”中,他因是李昌的“大红人”,挨斗时也是紧跟在李昌的后面。他还曾在学校烧了3个月的锅炉,之后下乡劳动改造。他说,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这一代人也不计较什么,心里想的是有朝一日回校工作,想的还是哈工大的未来。
  1976年,何龙从我校调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1984年又在科学院教育局任局长,1987年我国选派他到美国做教育参赞,专门负责中国留学生工作。当时58岁的何龙,又开始奔赴另一个战场。
  何龙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中,建立了党组织。1989年国庆40周年前夕,正赶上“八九风波”,在国际大背景下,一些反华势力比较猖獗,国庆40周年不便搞集会活动,何龙就编了一本宣传建国40周年成就的专刊,送给每位留学生,以这种特殊形式庆祝国庆。何老说,在政治上争取留学生,有很强的政策性。由于何龙的工作成就突出,本应两年一换的参赞,却让何龙干了6年多。
  现在何老虽已从第一线上退下来,但他作为哈工大第一代“八百壮士”,对学校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的风雨人生,有棱有角,有影有声。他说,这就是老工大人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