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萍 陶丹梅

2005年10月18日，校博物馆征集到一件74年前的珍贵文物：1931年，哈工大学生张正伦烈士和尚淑芳的结婚纪念照。这对英俊、美丽的新郎和新娘周围的年轻人,大都是哈工大的学生。新郎的傧相则是他的同学、好友、台湾原行政院院长孙运璇。这张照片是孙运璇来哈工大参加80周年校庆时，送给张正伦儿子张春生的。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抗日英烈中，有一组哈工大烈士的照片，其中一位就是张正伦。张正伦生于1909年，山东黄县人。1929年他20岁时考入哈工大预科，1932年升入本科电气机械科，1936年毕业，1937年获机械工程师学位。

上世纪30年代，哈工大地下党支部反满抗日活动非常活跃。张正伦满腔热忱地投入抗日救国的活动中。他果敢直爽，见义勇为。在校期间，学生们办了一份技术性杂志《电汽机》，这份杂志是当时哈工大学生团结合作、学术交流的阵地，孙运璇是总编之一，张正伦是这个杂志社的社员。这份杂志仅发行5期就被日本宪兵发现，并勒令限期到伪满政府机关登记注册，改用“康德”年号纪年，否则不许出刊。学生们宁肯暂时停刊，也不改用“康德”年号纪年，后来，这份杂志更了名。

张正伦的父亲是哈尔滨一家酒精厂的会计，家中经济还算宽裕。张正伦兄弟3人，他排行老二，父亲最喜欢的是二儿子，他的愿望是把这个聪明的儿子培养成工程师，以便一家人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 

张春生回忆：“听母亲说，父亲爱与同学交往，心地善良，经常把爷爷给他的饭钱省下来给班级交不起学费的同学，有时他自己都不吃午饭，爷爷对他有些不满，尤其是发现父亲早出晚归，秘密从事抗日救国活动，还骂过他，早晚得出事。”

1937年，张正伦的儿子张春生3岁，女儿7岁。那时他家住在南岗区马家沟分部街75号。由于哈工大中共地下党组织暴露，张正伦准备去延安。张春生隐约记得：“有一天，家里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妈妈急忙领着姐姐和我去姥姥家，姥姥家离我们家不远，都在同一条街上。我们来到一个半地下室，父亲去送我们。那里有一个带铁栅栏的窗户，只记得我从这个窗户看着父亲走远了，这就是我与父亲见的最后一面……”

张正伦1937年4月22日被捕，正在怀孕的妻子在这一天的日历上画了一个三角号。张春生说：“这页日历母亲一直保留至今。可想而知年轻的母亲是在一天天数着日子盼父亲归来……母亲和父亲结婚时是女高学生，外祖父是搞建筑的自由职业者。那时，父亲已是机械工程师，他的家境又比较好，但为了抗日救国，他不能为父母尽孝，并舍妻抛子，真是一点儿私心都没有……”

张正伦被捕后，在监狱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仍鼓励狱中其他志士进行反抗斗争。在被捕3个月后的1937年7月27日，他就和哈工大中共地下党员苏丕承、共青团员王益升、青年学生胡振铎、李廷魁等人一起被害于哈尔滨太平桥墓地。他们在刑场上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表现了抗日英雄的大无畏精神，张正伦牺牲时年仅28岁。他牺牲的两个月后，他的小女儿出生了。

张春生说：“父亲牺牲后，爷爷悄悄地把尸体装进一个铁皮包着的棺材，存在太平桥。当时爷爷没有声张，甚至也没把这件事告诉母亲。直到1945年光复，爷爷才告诉母亲父亲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不久，中共哈尔滨市委召开抗日殉难者遗属慰问大会，当时冯仲云主席还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发给家属相当于当时200斤高粱米价值的抚恤金。那时我10岁，才知道我们是抗日烈士家属。随后，按市民政部的决定，把棺木迁往当时的烈士陵园（二火葬殡仪馆）下葬。”

多年后，哈尔滨市决定撤消二火葬的烈士陵园，将遗骨火化，并迁往现在的哈尔滨烈士陵园。张春生说：“那时我才和母亲一起打开棺木。此前母亲一直怀疑棺内是否是父亲，但当打开铁皮棺木时，我们看到的父亲只是一堆白骨，衣服已成了碎片，唯有那双熟悉的靴子还能让母亲认出是丈夫穿过的，母亲悲痛欲绝……那一幕让我刻骨铭心。当时母亲让已经学医的我看看父亲的骨头上有没有伤，我检验之后，看到父亲的头骨上有一个洞，牙齿少了几颗……后来，我们从父亲的一个本夹子里发现了一张从哈尔滨去大连的火车票，也许他是要绕道去延安，但没有走成……”

哈工大八十周年校庆时，孙运璇携子女来参加校庆，他找到张正伦的儿子张春生，很感慨地把这张珍贵的照片交到他手里说：“这是你父亲的结婚照，我是他的男傧相，女傧相在美国。你知道令堂的外号吗？她叫话匣子。这张照片是我专门给你带来的……”

如今这张照片上的哈工大老校友，大部分已作古，但他们的青春英姿却永远珍藏在母校博物馆里。